1. 民意代表詐領助理費案例層出不窮

近年來，政壇詐領助理費的案件時有所聞，不分藍綠黨派，立委與地方議員皆有涉及類似案件。民代助理費違法的情形，已成為台灣政壇亟需正視與解決的問題。

（1）不分黨派皆有先例

過去國民黨、民進黨等主要政黨的民意代表，都曾捲入詐領助理費的案件。

例如：

• 民進黨立委陳瑩2006年被爆將丈夫周世川掛名為公費助理，但周長年在國外念書，涉嫌利用人頭助理詐領費用。
• 新黨主席吳成典擔任立委期間，聘用妻子擔任助理，妻子又委託親友掛名公費助理，不當取得595萬元助理費。
• 國民黨立委李慶華被檢舉在2007至2016年間，利用多名人頭助理詐領532萬元助理費，遭檢方以貪污罪起訴。

（2）立委與地方議員案例各異

除了立法委員外，地方議員也曾發生詐領助理費的案例，手法與涉案金額各有不同：

• 台北市前議員潘懷宗被控利用妻子擔任人頭助理，詐領助理費145萬餘元。
• 高雄市前議員陳粹鑾聘僱親友擔任助理，涉嫌詐領助理費達450萬元。
• 嘉義市議員戴寧則被指控以其他助理名義，詐領助理費31萬餘元。

由上可知，立委詐領助理費案金額動輒數百萬元，而議員詐領助理費案的規模相對較小，通常在數十萬至百萬元之間。但無論금額多寡，此類案件都嚴重損害民主政治與人民對民意代表的信任。

2. 詐領助理費常見手法與類型

民意代表詐領助理費的手法層出不窮，常見的詐領類型可分為「人頭型」與「差額型」兩大類。這些手法往往涉及虛設人頭助理、低薪高報或要求助理捐款等不法行為，嚴重破壞民主政治的根基。

（1）人頭型詐領：虛設人頭助理

人頭型詐領是指民意代表利用人頭虛設助理，實際上並未聘用助理提供服務，卻向國會或議會申報助理費用。這類案件以有無實際聘用作為推定標準。

例如：

• 前台北市議員潘懷宗曾利用4名人頭，在10年內詐領助理費約333萬元。
• 嘉義市議員戴寧利用親友人頭掛名助理，自2012至2022年間詐領逾518萬助理費。

（2）差額型詐領：低薪高報或要求助理捐款

差額型詐領則是民意代表實際聘用助理，但以低薪高報的模式，要求助理自願捐出部分薪資或全額繳回，藉此詐取公帑。 常見手法包括：

• 高雄市前議員陳粹鑾曾在獄中遙控女兒市議員鄭安秝，以借名申報、浮報薪酬模式，共詐領逾449萬元。
• 新竹市長高虹安被指控在立委任內，將「問政相關業務經費」納入個人帳戶及用於辦公室開銷，並要求助理配合虛報薪資與加班費。

要注意的是，高虹安案件中，台北地方法院並未將所有『回捐』的款項作為認定詐領助理費的依據，而是鎖定在『低薪高報』之部分，這部分高院或許會有不同看法，還要持續觀察。

無論是虛設人頭助理或要求助理捐款、虛報助理薪資，都已嚴重背離助理費核銷的本意。主管機關應加強查核機制，避免低薪高報的弊端繼續存在，才能杜絕民意代表假借助理名義中飽私囊的歪風。

3. 詐領助理費觸犯法律與刑責

民意代表詐領助理費的行為，不僅有違公序良俗，更觸犯了相關法律，須負起刑事責任。根據我國《貪污治罪條例》及刑法相關規定，詐領助理費可能構成數項罪名。

（1）違反《貪污治罪條例》利用職務詐取財物罪

《貪污治罪條例》第5條第2款明文規定，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。民意代表若利用其職權，以不實資料或手法詐領助理費，即符合本罪之構成要件。

（2）最高可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

一旦被依《貪污治罪條例》起訴並經法院判決有罪，民意代表將面臨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責。此刑度顯示立法者對於此類犯行的嚴厲態度，也凸顯了利用職務詐取財物行為的可非難性。

（3）得併科新台幣6000萬元以下罰金

除了有期徒刑的主刑外，法院尚得視情節併科高額罰金，最高上限為新台幣6000萬元。龐大的財產刑不僅具有懲罰效果，更能彰顯貪污治罪條例遏止不法的決心。民意代表們務必謹慎面對助理聘任事宜，切勿心存僥倖而觸法。

除了《貪污治罪條例》外，詐領助理費的行為也可能觸犯《刑法》的詐欺取財罪或偽造文書罪。檢警單位將根據實際情節，擇一較重或數罪併罰，絕不寬貸。民意代表應以身作則，自我要求，方能不辜負民眾的付託。

4. 法院審理詐領助理費案件的關鍵因素

根據過去詐領助理費案件的判決先例，被告是否坦承犯行與認罪態度是法官量刑的重要考量。台北市前議員潘懷宗因在偵查期間自白犯罪並繳回不法所得，法院便予以減刑。而澎湖縣前議員成萬貫起初否認犯行導致一審遭重判12年，二審改以認罪態度出庭，刑期因此減至10年6個月。高雄市前議員陳粹鑾及嘉義市議員戴寧亦因態度不佳、欠缺悔意，遭重判逾10年徒刑。

詐領助理費金額的多寡亦影響詐領助理費量刑結果。曾有議員詐領金額僅5萬餘元，因拒不認罪遭判3年10月有期徒刑。可見即使金額不高，認罪與否仍左右詐領助理費判決的輕重程度。此外，是否在案發後主動繳回不法所得，也是法官審酌情狀的因素之一。

新竹市長高虹安日前遭控詐領助理費，在偵查過程中態度強硬，檢方認為其缺乏悔意，向法院建請從重量刑並宣告褫奪公權。由此案例再次可見，承認犯行與悔意表現往往是決定詐領助理費量刑輕重的關鍵因素。民代若能在調查初期坦然認罪，並主動繳回不法得利，或可為自己爭取減刑的有利情資。